本文摘要：《文化纵横》2019年12月新刊上市可在“文化纵横”微店订阅✪ 房宁 |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吴冰冰 |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文化纵横》微信：whzh_21bcr【导读】2020年1月3日，美国对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国际机场提倡火箭弹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曼尼遇袭身亡。自美国宣布制裁伊朗以来，双方一直摩擦不停。 为何美伊两国一直以来冲突不停？本文从政治体制的角度，部门回覆了这一问题。

《文化纵横》2019年12月新刊上市可在“文化纵横”微店订阅✪ 房宁 |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吴冰冰 |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文化纵横》微信：whzh_21bcr【导读】2020年1月3日，美国对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国际机场提倡火箭弹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曼尼遇袭身亡。自美国宣布制裁伊朗以来，双方一直摩擦不停。

为何美伊两国一直以来冲突不停？本文从政治体制的角度，部门回覆了这一问题。本文指出，现代政治学的领域，无论是民主专制，政教合一和政教分散，神权国家和世俗国家都无法准确形貌伊朗的政治体制。二战后，伊朗履历了白色革命和伊斯兰革命两次剧变，形成了特殊的“伊斯兰共和”政体模式，伊斯兰教和人民选举两大政极融合了“教义”与“民意”，组成了伊斯兰法学界与世俗政治家的双重权力结构。美伊的冲突，背后也潜藏着宗教信仰与意识形态上的对立。

文章原载《文化纵横》2013年第4期，供诸君思考。教义与民意：伊朗政体的双重结构只管自上世纪六七十年月以来，伊朗就时常引起世界的关注，“白色革命”、“伊斯兰革命”、“两伊战争”以及伊朗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反抗和由此导致的西方对伊朗的制裁与封锁，通常把伊朗推上世界政治的风口浪尖，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伊朗仍然是一个几多有些神秘的国家。　为了给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可资参考借鉴的国际履历，我们从亚洲开始展开了外洋政治生长比力研究，选择差别类型的国家，系统考察研究它们的工业化、现代化及其政治生长历程，总结履历、寻找纪律。

在伊朗方面的热情邀请和摆设下，课题组组织了一次对伊朗政治体制的专题调研。几年来，我们的研究在原有基础上取得了一定的希望，对伊朗以及伊朗奇特的伊斯兰共和国政体的认识越发全面和深入了。　　▍从白色革命到伊斯兰革命　　18世纪后期，降生于独立战争的美国，在很大水平上切断了宗主国与旧大陆的羁绊，在一片新大陆上建设起了一个新的国家。

在构建新国家历程中，一个新生民族获得了很大的自由，少的是历史传统与既定结构的束缚，多的是根据理想与理性建构制度的可能。从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的战火烽烟中走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曾有过与美国开国时相似的建构制度的自由空间。固然，自由地建构新制度要以打烂旧制度、老传统为价格，这种价格昂贵而痛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建设有着与美国、中国开国相似的历史配景，她也降生于一场革命——伊朗伊斯兰革命。

　　伊朗伊斯兰革命是以伊斯兰信仰与准则为意识形态，以什叶派穆斯林的宗教组织为社会基础，以富有牺牲精神和组织能力的伊斯兰教士为先锋主干的广泛的社会革命。这场发生于1979年的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的统治，终止了巴列维王朝后期效仿西方工业化、现代化的生长门路，建设起了一个全新的现代伊斯兰政体，改变了伊朗生长的偏向和门路。　　伊朗伊斯兰革命是对巴列维王朝为实现伊朗工业化、现代化而发动的“白色革命”的否认和反动。

从白色革命到伊斯兰革命反映了伊朗社会生长两条门路之间的斗争和选择。　　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是19世纪以来非西方世界面临的一个基础性问题，是19世纪以来非西方世界一切重大历史历程的基本动因，它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拨弄着19世纪以来非西方世界的历史时钟。

伊朗也是如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竣事后，在英美等西方势力的扶助下巴列维王朝重归伊朗王座。20世纪60年月初，年轻的沙阿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发动了一场雄心勃勃的工业化、现代化运动——以王室颜色命名的“白色革命”。白色革命是一项目的弘大、内容庞杂、行动马虎的社会革新运动，它像是一场飞来的革命，充斥着对西方社会的憧憬和对本国历史、国情的忽视甚至蔑视，以强制性的、一揽子的手段推行一切被认为是“好工具”的革新。

　　1962年国王制定了19项重大革新措施，准备在15年内实施。1963年1月26日举行过公民投票后白色革命拉开了序幕。白色革命的主要措施有：　　土地革新、破除封建土地制度：政府从封建田主手中收购土地并以低于市场价30%的折扣售给佃农，用于购置土地的贷款可以以较低利率在25年内付清。这项革新一度使150万个佃农家庭拥有了自己的土地，涉及人口占伊朗人口的40%。

森林与牧场的国有化：颁布众多法律，掩护国有森林与牧场资源。在干旱的伊朗推行植树计划，建立了环绕都会和主要高速路的7万英亩的“绿带”。

今天你在首都德黑兰的街道上可以走在当年播下的树荫里。　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将企业按股份出售给田主，进而缔造一个新的工厂主阶级。　分红制：给予私有企业员工本企业净利润20%的股份，并保障奖金发放。

　妇女选举权：给予妇女选举权。这项措施在其时引起了极大争议，受到伊斯兰教职人员严厉品评。但这项革新措施却作为白色革命为数不多的遗产被保留了下来。

开展扫盲运动：建立识字军团，划定有高中文凭并需要服义务兵役的人员，可以选择在山村从事扫盲以取代兵役。　推进国民卫生康健运动：建立康健军团，在3年中，建立约4500个医疗小组，支援山区和农村地域的卫生事情。

推广现代农牧技术：建立再起与建设军团教授现代耕作方式和畜牧技术。从1964年到1970年伊朗农业产值提高了67%。　生长水利，掩护水资源：白色革命时期伊朗广兴水利，修建大批水坝等水利设施。伊朗农田浇灌面积从1968年的200万英亩增长到1977年的560万英亩。

生长下层民主自治制度：建立民间公正议事厅，由人民选举发生的仲裁组织调整民间矛盾。到1977年在伊朗全境漫衍着一万多个公正议事厅，为凌驾1000万民众服务。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免费义务教育笼罩从幼儿园至14岁的所有儿童青少年。

1978年，有25%的伊朗人在公共学校挂号就读。建设社会保障和国家保险制度：为所有伊朗人提供社会保障，实行退休制度全民笼罩。　　依今天中国的看法看来，巴列维国王的白色革命真可谓：充实吸收了人类文明的优秀结果。

它将工具方现代制度中的种种有益的制度与政策都吸收和应用于伊朗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历程中。为期不到20年的白色革命，在推动伊朗工业化、都会化方面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我们在伊朗调研的途中，从首都德黑兰到中部重要都会伊斯法罕，依然可以感受到白色革命期间伊朗建设和生长的成就。　　(马上起预订2020年《文化纵横》杂志，可获赠文化纵横电子刊6个月VIP权限，免费畅读、畅听所有已出书的杂志，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可是，这样一场自上而下的工业化、都会化运动却搞得天怨人怒，引发了广泛的社会抗议，最终引发了另外一场革命——伊斯兰革命。　　白色革命在经济上取得了一定乐成，但在社会意义上则完全失败了。

白色革命最终引发伊斯兰革命的原因以及相关因素许多，但从今天看，最主要的有四个方面的配景因素：　　第一，社会革新未能建设起支持其生存的新的社会结构。　　任何一个社会的权力结构以及政治执法体制都需要有相应社会结构作为支撑，抑或说，一个国家的执法制度和政治权力需要有特定社会群体的认可和支持。白色革命源于社会最上层的统治团体，而在革新和生长历程中却没有建设和培育起支持革新的新社会阶级，同时又深深地伤害了原来居于主导职位的社会阶级和既得利益团体。

　　白色革命最为重要的革新措施之一是土地革新。土地革新以及带来的对传统社会结构的打碎与重建是普遍存在于亚洲工业化、现代化历程中的关键措施，是日本、中国大陆以及台湾地域工业化、都会化快速生长乐成的基础性因素。但这一关键举措在伊朗却完全没有收到相应的效果。白色革命慌忙的、武断的土地革新，把土地转到佃农手中，但并未立竿见影地带来农业生产进步，相反干旱地域传统农业的命脉——坎儿井，因田主团体的退出而遭到了损坏，导致了部门农业地域和农业的衰落，进而土地又很快从佃农那里流失到印子钱者和生产出口经济作物的跨国公司手中。

白色革命的土地革新计划被品评使“田主和农工都失去了事情”。太过仿效他国的革新计划没有充实思量到伊朗自身奇特的地理、气候条件，也忽视了伊朗农业中传统的佃农与田主之间家族式的事情契约关系。传统的生产关系被斩断，新的生产关系并未发育起来。

土改的失败使白色革命以及巴列维政权始终没有获得一个因革新而发育起来的新的社会基础的支持。　　第二，经济与民生的脱节导致社会对立。　　在中国革新开放之初，实际上还没有民生的观点。

那时候，经济生长就是民生，社会的共识是生长经济优先，经济生长了生活自然改善，人们为经济生长甚至不大在乎其他方面的牺牲，谁人时候险些所有社会阶级都满怀希望。革新和生长30年后，民生问题凸显了，人们越发关注民生问题，这其中至少包罗着两个意味：一是，经济生长的结果是否转化为社会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二是经济生长的结果是否能够为社会各阶级所分享。

当年伊朗在白色革命历程中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白色革命给伊朗经济生长带来的变化不行谓不大，应当说白色革命开启了伊朗工业化、都会化快速生长的历程。

从1968~1978年伊朗经济以年均16%~17%的速度增长，人均国民产值从1960~1961年度的160美元跃增为1977~1978年度的2250美元。1973年伊朗从西方石油财团手中收回主权，恰逢国际石油价钱暴涨，国家每年石油收入从40亿美元猛增至200多亿美元，从债务国突变为债权国。

经由十多年的快速生长伊朗开端建设起了比力完整的轻重工业体系，并进一步开始生长原子能、电子工业。快速工业化带来大规模都会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

白色革命前的1960年伊朗都会化率为30%，到伊斯兰革命前的1978年伊朗都会化率已达52%。从这个重要指标看，伊朗已经是一个开端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

　　可是，快速的经济生长带来的却是急剧的社会分化。工业化带来的财富积累，特别是石油出口带来的巨额收入，在伊朗迅速制造了一个暴富阶级，当年人们曾经用“从荷兰买鲜花，法国买矿泉水，东地中海买野味，非洲买水果”来形容伊朗上流社会的奢侈生活。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普通工人、农民的贫困生活。特别是1975年之后，由于过分投资导致都会土地价钱飞涨，国际方面经济颠簸致使石油价钱下降，导致了伊朗海内泛起严重通货膨胀，都会住民生活受到很大打击。

伊朗是一个伊斯兰社会，传统的伊斯兰平等精神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严重的社会分化严重地打击了伊朗社会内部的各阶级关系，损害了维系社会团结的道德纽带。

　　第三，白色革命导致了尖锐的文化冲突。　　伊斯兰是伊朗的文明秘闻。伊斯兰与伊朗人的精神世界融于一体，伊斯兰准则规范和调治着伊朗民间的社会关系，什叶派伊斯兰具有自己奇特的社会组织形式。伊斯兰使伊朗具有自身奇特的社会性质和精神气质。

然而，当年伊朗的首脑，发动白色革命的巴列维国王，居然完全漠视伊朗的伊斯兰文化甚至视为落伍，试图用仿效西方的世俗化来推进伊朗的革新和生长。霍梅尼就曾品评：在巴列维治下的伊朗“正如对工具方文化所显示的狂热崇敬，对伊朗旅游者来讲，去英国、法国、美国和莫斯科是一件值得自满的事；而到圣地去朝拜则显得落伍。对宗教及与之有关的主题和精神漠不体贴，这被认为是理智的行为；而献身于这些事业则象征着落伍和守旧主义。

”　　白色革命带来的文化冲突激起了伊朗社会内部猛烈的意识形态对立，激起了向来在伊朗社会中占居思想文化精英职位的伊斯兰教士阶级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抗。如果说，某些革新措施的失败带给人民的还是一些物质利益上的损失，造成人民生活中的失望，而世俗化、西方化则给人民带来了精神痛苦，激起了人民对于白色革命所蕴含价值观的强烈质疑和反感。　　第四，西方经济渗透激起了波斯民族的反抗意识。

　　伊朗是古老的波斯民族的家乡。辉煌光耀的古代文明和辉煌的历史文化遗产给了现代伊朗人引以为傲的文化影象，给予伊朗人深厚的民族自豪感。以开放和效仿西方为前提的白色革命计划和未经深思熟虑的冒失拙劣行动，使伊朗经济，特别是农业受到了庞大的外来打击。

虽然石油国有化带来了美元，但大量西方工农业产物突入了刚刚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的伊朗，造成了伊朗经济一定水平上的依附性生长。　　如果说，白色革命带来的文化冲突激起了伊朗社会内部意识形态对立，冒犯的主要还是教士阶级，来自西方的经济影响和打击则在更大规模内引发了波斯民族情绪的反抗。被白色革命视为偶像和模板的西方，在许多普通伊朗人眼里却成为丑陋、贪婪的象征。霍梅尼曾猛烈地抨击：“这个被如此美妙地称为‘白色革命’的工具，不外乎是一项美国的计划，其用心良苦，旨在扑灭我们的农业，把我们整个国家酿成倾销美国生活用品和消费品的市场，并把我们的农民酿成廉价劳动力。

今天，所有生活用品不得纷歧律入口，这就是‘白色革命’的罪过。他严厉指责巴列维王朝：巴列维王朝是殖民主义者强加给伊朗人民的。这个王朝掠夺伊朗的自然资源和财富，并向外国人开放。它破坏了伊朗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设施的基础。

50年来它一直压迫着伊朗人民。”　　年轻的巴列维国王当年发动白色革命的时候，曾志自得满地形貌说：“导致这场革命的基础思想是：权利应归全民，而不得为少数人所垄断”。

“我们需要举行一场深刻的、基础性的革命，一举竣事一切社会对立和导致不公正、压迫和聚敛的因素，消除一切故障前进、助长落伍的反动势力，指出建设新社会行之有效的方法。而这些方法也要与伊朗人民的精神、道德，国家的自然气候、地理条件，其民族特点、民族精神和历史传统相适应，并能尽快地使我们到达和遇上今世世界最先进社会前进程序的目的”。巴列维国王的理想不行谓不高贵，他的态度或许也是真诚和认真的，但白色革命的实践与其初衷完全是南辕北辙，一个从良好愿望出发，设计得完美无缺，无所不用其极的社会革新和生长计划最终走到了自己的反面，一个伟大的理想化的目的与伊朗社会现实完全脱节，终于演酿成了一场猛烈的社会冲突。它留给后世的是一幅令人尴尬的历史讥笑画。

　　▍奇特的伊斯兰政体　　“伊斯兰革命”竣事了“白色革命”，它建设起了一个全新的奇特的现代伊斯兰政体。从政治以及政治学的角度看，伊朗的现代伊斯兰政体是“伊斯兰革命”发生的最重要的，最具历史意义的结果。　　革命，扫荡旧制度，打碎旧的社会结构，给替代的新制度以极大的历史空间与自由。伊朗伊斯兰政体就是享有这样的历史自由的为数不多的幸运者。

　　（马上起预订2020年《文化纵横》杂志，可获赠文化纵横电子刊6个月VIP权限，免费畅读、畅听所有已出书的杂志，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伊朗伊斯兰革命乐成后，霍梅尼喊出了一个令世界印象深刻的政治口号“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无论如何，伊朗至少在建设全新的政治体制上做到了这一点，现代伊朗政体既差别于东方源于苏联体制的社会主义政体，也差别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政体。有意思的是，伊朗伊斯兰政体既有东方社会主义的某些制度规则，也有西方资本主义政体中的制度形式，但却绝不能说，伊朗伊斯兰政体是工具方政治制度的混淆物。现代伊斯兰政体绝对是完整的、奇特的，是一种新型的政治体制。

　　1979年3月30日及31日，刚刚通过伊斯兰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朝的伊朗举行全民公决，建立新的国家，以伊斯兰共和国取代君主政体举行公投，新国家的国名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全民公决的效果是：到场公投的98.2%的伊朗人赞同建设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为国名的新国家。

“伊斯兰”-“共和国”，今后成为伊朗现代伊斯兰政体的两个“政极”，即现代伊斯兰政体生成的两个原点。　　伊斯兰，即伊斯兰教，代表了伊朗国家和民族的基本价值，是伊朗社会及全体人民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伊朗处置惩罚和判断一切社会事务的基础准绳，是伊朗国家建设和社会生长的偏向和目的。在现实中，伊斯兰是由伊斯兰教士直至大阿亚图拉及最高首脑为载体和代表的。什叶派各级教士霍贾特伊斯兰、阿亚图拉、大阿亚图拉等是伊斯兰教、古兰经的研习者、教授者、解释者、分析者，是人格化的伊斯兰教。

凭据经由大阿亚图拉霍梅尼分析的伊斯兰什叶派第十二伊玛姆教派教义，在伊玛姆隐遁时期，法基赫（教法学家）作为穆斯林乌玛的首脑代行伊玛姆的一切权力。以最高首脑为首的法基赫团体代表隐遁的伊玛姆，凭据《古兰经》向导伊朗社会，这是现代伊朗伊斯兰政体的一个基本方面，是国家权力正当性泉源之一。　　伊朗政体以致伊朗社会的另一极、另一个原点，是人民选举。

霍梅尼曾说过：不要说民主，那是一个西方的观点。从另一方面看，伊朗政体的正当性、伊朗一切执法与政策，直接泉源于人民选举和公决。

现代伊朗伊斯兰政体下，一切宗教的、世俗的权力机构、向导人都必须经由选举发生，宪法、重大决议要经全民公决。现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就是于1980年首先经全民选举组成73位宪法专家委员会卖力起草，后经全民公投通过的。最高首脑是经全民选举发生的伊斯兰教法学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在高教阶的教法学家中选举发生，伊朗总统和议会都是经由竞争性的直接选举发生的。　　伊斯兰教义和人民选举是伊朗政体的两个逻辑的起点和现实基础。

在此之上生成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全部政体。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体结构，一方面实现了代表伊斯兰教价值的伊斯兰教法学家及其最高首脑对国家的向导；另一方面又实现了由全民选出、直接代表反映人民意愿的政府和议会对国家的向导。伊朗政体、伊朗政治权力，由伊斯兰教和人民选举南北极而生，经由对接、合并、融合最终形成和运行。　　伊斯兰教划定了伊朗社会最高的价值准则、社会理想和基本的社会规范。

与基督教和释教的经典差别，《古兰经》在一定水平上是一部理想化和道德化的社会律令，《古兰经》以神圣化的教义赋予世俗社会以规范和理性。由于这种宗教原则与社会准则的互通性，伊朗伊斯兰政体可以将伊斯兰教规奉为社会的基本原则和焦点价值，要求以伊斯兰教义作为权衡一切社会运动的准绳。在政体形式上，则将这种抽象的价值原则化身为终生研习和践行伊斯兰教义的伊斯兰教法学家，卖力将社会准则在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付诸实施并监视执行。

　　20世纪70年月，现代伊斯兰思想和政体的建立者霍梅尼首次出书了他的叙述现代伊斯兰思想和制度代表性著作《伊斯兰政府：法学家的统治》（Hokumat-eIslami：Velayat-eFaqih）。从现实角度看，霍梅尼政治思想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对“伊斯兰政府的形式”的设计和叙述。他提出，伊斯兰政府差别于现存任何形式的“立宪”政府。伊斯兰政体的“立宪”寄义不是指基于公民权利对政府权力及其运作举行限定和规范，而是指统治者听从《古兰经》和《圣训》。

“因此，伊斯兰政府可以被界定为依据神法对人举行统治”。伊斯兰政府同君主立宪制和世俗共和制的基础区别在于，在后两种政体中，君主和人民的代表到场立法，而伊斯兰立法权专属真主。立法、立宪来自真主和基本教义，它保障了社会基本准则和焦点价值的稳定性，排挤了来自现实社会的功利考量，防止准则与价值的变异。而一定水平上逾越于世俗的伊斯兰教法学家作为社会准则和焦点价值的监护人，又进一步维护和牢固了社会准则和焦点价值的稳定性，并在很大水平上保证了社会准则和焦点价值的实践性。

在伊朗伊斯兰政体下，准则与价值的制度体现是具有最高伊斯兰教义学养和最高道德范例并被为选为最高首脑从而掌握国家最高权力，拥有国家事务最终裁决权和最高监护权。这是伊朗伊斯兰政体的一个逻辑起点和建构基点。这一点颇有中国古代“贤人政治”和古希腊的“哲学王”的意味。　　最高首脑是一种政治体制，是一种权力结构，在这个“哲学王”的劈面，在伊斯兰政体的另一端，是经人民选举发生的世俗的、普通的政权机构——总统和议会。

纵然在伊朗，全民选举、党派竞争在很大水平上是世俗政治，它的出发点不是理想和道德而是社会现实，它的本质是团体利益。抽象地说，伊朗伊斯兰政体中人民选举这一极包罗了另一种价值，即世俗的、现实的利益诉求。　　伊朗伊斯兰政体是建设在伊斯兰教义和人民选举这两个逻辑起点和建构基点之上的，伊朗的政体与执法、政策划分来自南北极的输入和支持。

　　从伊斯兰教义原点出发，最高首脑执掌伊朗伊斯兰政体最高权力的体制与方式，主要体现在：最高首脑对于伊朗五大政权机构——总统与政府、议会、司法总监、国家利益委员会、宪法监护委员会的人事权力和政策建议权与否决权等两大方面。　　伊朗总统由全民选举发生，但要经由最高首脑的任命。总统是行政部门首脑，掌管国家行政权力，是仅次于最高首脑的职务。

伊朗议会的正式名称是“伊斯兰协商议会”，议员由直接选举发生，兼有凭据宪法制定执法和政治协商职能。伊朗司法总监是司法最高主座，依据宪法、执法监视总统和议会，司法总监由最高首脑直接任命。宪法监护委员会是监视和制约议会以及议会立法运动的主要机构，议会立法须经宪法监护委员会审议通过否则无效，宪法监护委员会共12名成员，其中6名为宗教学者由最高首脑推荐发生，6名为法学专家由议会选举发生。

总统、政府、议会、司法总监、国家利益委员会、宪法监护委员会等所有重要国家政权机构做出一切重大决议、制定的种种执法，都要向最高首脑卖力。最高首脑拥有人事和政策上的最终否决权。

　　总统、政府和议会等国家政权机构在向最高首脑卖力的同时，又要向人民卖力，其制定的政策和一切重要决议，在原则上切合伊斯兰教义的前提下，要从社会需求、人民利益和现实条件出发，要接受人民的评判、舆论的监视和选举的磨练。　　伊朗的民选机构，总统、议会等也具有某种影响和制约最高首脑的方式和渠道，其中最主要的是“选举首脑委员会”。伊朗伊斯兰的南北极政体的重要体现之一是，南北极中的一极——人民选举，同样要体现在掌握最高权力的最高首脑身上——最高首脑也要经一定选举法式发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辟有“首脑和选举首脑委员会”一章。宪法例定最高首脑凭据一定条件由选举首脑委员会协商指定，由88名伊斯兰教法学家组成的首脑选举委员会则要由全民选举发生。首脑选举委员会内部章程和相关规则由宪法监护委员会制定和投票通过。

　　国家利益委员会，是伊朗伊斯兰政体南北极之间最重要的链接器。社会的理想与现实之间总会存在矛盾，当伊斯兰高贵的社会理想、社会准则与人民群众眼前的实际利益、现实愿望发生矛盾时，如何协调、如何取舍、如何平衡？如何使执法与政策做到统筹兼顾？伊朗政体中的主要协调机制和卖力机构就是这个国家利益委员会。

国家利益委员会确切名称为：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是伊朗政体中最高协调机构。国家利益委员会成员涵盖了伊朗政体中主要权力机构的首长，由总统、议长、司法总监以及国家宁静委员会成员组成，并最终向最高首脑卖力。国家利益委员会成员来自代表伊朗政体南北极的差别权力机构，他们组成具有权威性的机构，卖力协调处置惩罚依据两种价值和诉求的执法与政策方案。伊斯兰政体的南北极在这里汇接。

　　▍伊斯兰政体社会文化原因探讨　　伊朗伊斯兰政体是当今世界十分奇特的政体，它兼有工具方政体的元素，又从基础上差别于工具方政体。伊朗政体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国情、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和条件。凭据我们的视察与研究，特别是从政治学角度分析认识，我们认为除去国际学术界经常提到的一些因素外，什叶派特殊的组织方式和伊斯兰教在什叶派穆斯林中形成的人生观、价值观，是伊朗伊斯兰政体形成和赖以生存的两个最为重要的特别值得关注的因素。

　　伊朗伊斯兰政体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最高首脑。伊朗最高首脑从小我私家条件和素质上，在很大水平上是一个良好的、取得最高学术成就的伊斯兰学者和道德楷模。从这个意义上看，什叶派的大阿亚图拉以及在他们当中发生的最高首脑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哲学王”。可以说是两千多年前柏拉图设想的“哲学王”第一次现身人间。

单纯的学术与道德权威成为国家与社会最高的政治向导人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是极其稀有的，也许伊朗伊斯兰政体是唯一的。古来政治实践中的权力者本质是依靠经济、军事及组织资源而获取权力职位，所谓“力取天下”。有德而无力，充其量只能充当思想首脑、意见分子。

因此，在各个历史阶段及种种政体中都难以泛起“德者为王”即“哲学王”现象。　　伊朗伊斯兰政体中的“哲学王”现象，在我们看来，首先与什叶派特殊的宗教学说和组织形式具有一定关系。与逊尼派差别，什叶派穆斯林实行教士品级学衔制和导师追随制度。什叶派将教士分为：霍贾特伊斯兰、阿亚图拉、大阿亚图拉等三大级别，三个递进的级别要经由恒久和严格的宗教研习和学术研究，凭据所到达的学术水平和研究结果，经由极其严格的筛选制度逐步提升。

由于伊斯兰经典甚多，熟悉伊斯兰经典并要有所分析和创新，需要很是受苦和聪慧之人终身废寝忘食苦读苦修才有可能沿着教阶逐级而上，而其中造诣最为深厚、道德最为高尚者修成正果到达大阿亚图拉者更是凤毛麟角。当今全球什叶派穆斯林中的大阿亚图拉不足十人。

　　我们在会见伊朗时，有幸在圣城库姆参见大阿亚图拉MakaremShirazi。年过八旬的大阿亚图拉MakaremShirazi可谓德高望重，他自幼研习《古兰经》，熟读上千部伊斯兰教经典，著述等身、结果粲然，他已撰写《古兰经》研究著作逾百部，被誉为当今最权威的《古兰经》学者。　　像大阿亚图拉MakaremShirazi这样的学者，在什叶派穆斯林中自然享有极其高贵的威望，而什叶派穆斯林具有追随导师的习俗。

每个什叶派穆斯林都市在清真寺里追随一位阿訇，即霍贾特伊斯兰。每位霍贾特伊斯兰又会追随一位阿亚图拉，每一位阿亚图拉又会以一位大阿亚图拉为导师。这样的追随，除去崇敬其学问，研习其著作以外还通过清真寺实行募捐制度，什叶派穆斯林凭据教义要按一定比例捐出自己收入增加的部门给清真寺，而这样的募捐要通过一层层导师形成募捐和救助体系。这样的体系使什叶派穆斯林的教士实际上具有了组织和财政能力。

这样的体系使什叶派教士，尤其是高级教士，具有一定的社会组织系统，当他们发挥政治作用的时候，什叶派的组织系统就起到了重要的社会发动和组织作用。抑或可以这样说，当今数千万什叶派穆斯林可以凭据在世的今世8位大阿亚图拉而分成8路雄师。　　造就伊朗伊斯兰政体中“哲学王”现象另有很重要的社会意理方面的原因，这就是伊朗社会中根深蒂固的伊斯兰信仰。

德者之所以可以为“王”背后的条件是，道德学问在民众心中的社会价值。伊斯兰崇尚朴素简朴的世俗生活，崇尚忠诚，憧憬来世。今世伊朗社会公共中还保持着浓郁的简朴单纯、重义轻利、重信仰轻生死的价值观、人生观。

我们认为，正是这样的原因，正是在这样的一种社会文化气氛里，伊朗社会才可能恒久保持较高的道德水平。伊朗人未来世视为理想，视为终极优美世界，才有可能对当世的贤者心憧憬之，把他们视为通向理想世界的引路人。

我们认为，正是由于伊朗什叶派穆斯林中有牢固而深厚的宗教信仰并化为深刻的人生观、价值观，导致了伊朗社会对宗教和道德权威的信奉。而对于宗教和道德权威的信奉进而成为发生“哲学王”的社会意理基础。进一步讲，民众的宗教信仰水平是维系伊朗伊斯兰政体的重要思想文化条件。

　　▍政体价值：伊斯兰政体引发的思考　　依据现代西方主流政治学的知识，民主与专制是划分政体类型的基本尺度。民主，意味着国家的治权来自民众；专制，意味着国家治权来自某种权威而非民众。在伊朗伊斯兰政体眼前，人们如何认定它的政体属性呢？是民主抑或专制？是兼而有之还是二者皆非？伊朗政体生于伊斯兰教义和人民选举。

凭据西方的尺度，伊朗政体中的最高权力属于宗教权威，这固然与民主无关。但伊朗政体中行政和立法机关是通过自由选举发生的，这又是典型的民主形式。显然，用民主与专制的观点是无法界说伊朗政体的。　　伊朗政体具有双重价值：“教义”与“民意”，伊朗政体具有双重权力结构：伊斯兰教法学家和世俗政治家。

伊朗政体中的双重权力结构是双重价值的载体，两种权力划分代表差别价值，表达和实现差别价值，协调统合差别的价值。　　对伊朗伊斯兰政体结构和功效的分析，使我们意识到了一个理论性的问题：政体的价值。政体的社会功效是什么？评判一个政体优劣的尺度是什么？　　伊朗政体中，最高首脑及宪监会代表着伊斯兰，体现着伊朗国家与社会信奉的焦点价值。

最高首脑及宪监会的职责是监视和评判伊朗一切执法和政策是否切合伊斯兰教义，是否与伊朗信奉的焦点价值保持一致。根据我们熟悉的话语，最高首脑及宪监会对伊朗国家与社会的基础利益、久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卖力，卖力掌握社会生长的偏向。

　　在伊朗政体的另一端，是总统和议会。他们经由人民选举发生，体现着经选举和公决表达出来的“民意”，即伊朗各阶级人民的现实的愿望和诉求。这代表了伊朗的另一种价值。

同样按我们熟悉的话语，直接来自民间、来自选举和公决的民意更多地反映的是人民群众的个体利益、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总统、政府、议会的行为更多地体现出务实的一面，他们肩负着人民现实的愿望和诉求，并受到选举的约束。　　伊朗政体的二重性要求伊朗的政治实践及国家的执法、政策既要切合教义又要切合民意。

然而，问题是在实践中教义与民意、理想与现实之间总会有差距，总会有矛盾。当教义与民意发生冲突的时候，是教义高于民意，还是民意高于教义？试想，如果教义高于民意，理想优于现实，以教义权衡一切、要求一切，为社会理想可以牺牲和排挤现实利益，“水至清则无鱼”，这样的社会恐怕是难以维持的。反过来，如果民意高于教义，只顾现实，没有理想、没有目的、不思量未来，民众个体利益、眼前利益、局部利益高于一切，效果一定是竭泽而渔、吃光花净，这样的社会同样是难以为继的。

　　事实上，在人类社会生长的实践中，上述两种偏差都曾泛起过。一个政体如果不能调治两种价值，适应两方面的需要，便一定会遇到严重的危机。文革的理论与实践，从逻辑上分析，其实质即是国家政策脱离了社会现实和人民切身利益，试图用“穷过渡”的措施达至理想社会，强行要求社会为整体牺牲局部、为团体牺牲个体、为明天而牺牲今天。理想排挤现实的效果是社会理想脱离实际、脱离人民的现实利益，而脱离实际的理想终将失去社会的认同，导致“教义”空洞化、虚伪化，甚至遭到人们唾弃。

　　当今西欧政体似乎泛起了一种相反的倾向。在今世西方政体下，国家权力疏散而政权不稳定。

频繁的选举使依靠选票上台的执政党与政客必须迁就选民利益，国家政策只能顾及当下，必须满足利益团体与选民的现实诉求，由此导致国家的政策短视化、功利化，选民的短期利益、局部利益成为一切政策、执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国家与社会的整体利益、久远利益则无暇顾及。在这种政体中，民意压倒教义，今天排挤明天。其效果是寅吃卯粮，同样闹得危机重重。

　　伊朗政体中权力结构的二重性保障了伊朗政体双重价值的平衡与协调。从本质上看，伊朗政体的基础功效在于通过双重权力——教法学家和世俗政治家，实现和保持双重价值——教义与民意的平衡与协调。传统的看法认为，政体的功效在于维护法制与秩序，举行社会治理。

然而，透过伊朗伊斯兰政体，可以从更深的层面看到：政体的价值还在于将“教义”与“民意”联合起来，即把社会的基础利益、久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与人民的个体利益、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联合起来。好的政体是那些能够协调“教义”与“民意”，兼顾理想与现实、整体与局部的政体。　　也许我们不应该再根据西方政治学的盛行看法，用所谓专制和民主作为区分差别政体类型的尺度。

也许民主只是一个政治哲学的观点，而不是一个可以按其界说在现实中找到纯粹对应物的政治科学观点。至少对于伊朗这样的具有显着双重价值以及双重权力结构的政体来说，民主或专制的观点似乎都不适合指称伊朗政体，都难以归纳综合出伊朗政体的性质。

伊朗政体是教义与民意的综合体，而不是单一价值的构筑物。如果权力结构的二重性具有普遍性，那么就不能用权力单一性质的假设来定性权力，更不能以此为尺度把政体区分为民主与专制。

如果权力的功效在于协调与处置惩罚任何一个国家与社会内部都具有的“教义”与“民意”、理想目的与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和关系的话，差别政体间的区别就只能存在于权力集中水平上的区别，即权力比力疏散的政体和权力比力集中的政体。　　权力结构决议体制功效。凭据我们的视察，如果用权力集中度的尺度分析和定性差别政体，在多国的比力中可以发现：一个权力集中水平较高的政体更易于倾向教义而忽视民意，甚至“力排众议”、“一意孤行”，优先推进社会理想目的的实现。

而一个疏散水平较高的政体则更倾向于民意，更顾及民众的现实利益诉求，相对缺乏对于教义、对于社会生长的理想目的的追求。从对于多国工业化历程的视察与比力中，还可以看到，处于工业化历程中的国家与社会更易于选择集中水平比力高的政体，权力集中度高的政体似乎更适合于生长中国家。

完成工业化的西方蓬勃国家则更多接纳的是权力比力疏散的政体，分权政体似乎更适合于完成工业化的蓬勃国家。本文原刊于《文化纵横》2013年8月刊，原题为“教义与民意：伊朗政体的双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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